对于这个话题，郭康其实也没什么办法。

或者说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理论本身已经不单单是语言学理论上的争议，而是已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挂钩了——比如对文明的理解，还有紫帐汗国的文化政策，以及修会一直以来的思路。

郭康对此，也一直不太想管。这种事，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他自己都经常不知道，未来的经验是否是正确的。

而且，这东西有个“自我证明”的问题：比如，要是刚建帐的时候，宣布各地的语言都是罗马方言，大家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种不同之处，驳倒这个理论。

但是，紫帐汗国几十年来，一直按照当年这个理论，进行启蒙教育，结果现在看，至少在广义上的罗马尼亚地区，各种语言确实都可以算是方言了。

因为语言的变化是很快的。如果人为确定了一种语言，再去找区别，乃至故意制造区别，那就很容易分开；相反，一些相邻的地区，虽然说的话有些差别，但并没有到完全听不懂的地步。稍微规范一下，让大家改几个常用词和发音，就能大幅缩小差距了。

所以，这种事情，郭康觉得就是个政治问题。尤其是汉语在紫帐汗国的地位，到底是不是类似西边的拉丁文那种“公文语言”，也就是个定义问题。

而且，紫帐汗国目前这种，都已经算是比较“严肃”的讨论了。要知道，有些情况下，事情的发展甚至能归结于更加无厘头的因素。

在郭康那个时代，汉语就经历过“文白分离”。但这个过程并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，而是充满了各种有意无意地曲解，想当然的脑补，和生拉硬扯的暴力论证。

最早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大师级人物——胡适。他的理论来源很简单直白：欧洲人用各地的口语书写，取代了拉丁语这种死语言，所以中国也应该用口语化的“活文字”，也就是白话文，取代已经是“死语言”的文言文。

很容易就能看出来，这套理论里，文言和拉丁语是对应的角色。

但是，欧洲的传教士们，却早就有不同的意见。在他们看来，作为整体的汉字，才是和拉丁语对应的。他们认为，在东亚，汉字实际上是一种等同拉丁语的“国际语言”，不管文言还是白话，都是如此。很多其他国家的人，就算不会说，也能写汉字，乃至直接借助汉字相互交流。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了。

所以，在欧洲学者看来，文言和白话，都属于“通用语”范畴，是一种“神圣的无声语言”，维系着庞大的帝国。各地的方言，才对应欧洲的地方口语。

同样，在民国文人的话术里，白话文虽然被称为下层的、非正式的语言，但它的历史并不短暂，文化积淀也非常丰厚。胡适后来自己都承认，他们对于白话文的作用，远不如但丁、薄伽丘之于意大利语，或者莎士比亚之于英语，谈不上后面几位这样，开宗立派的地位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新文化运动的结果，也和欧洲的文化运动截然不同。

这其实才是给郭康最大启发的地方：现在汉语固然和军事息息相关，但哪怕去军事化、通俗化，这种白话式的罗马汉字体系，同样是可以延续下来的。

当然，在整个新文化运动过程中，其实也出现过类似欧洲的尝试。一些文人试图用汉字作为表音符号，书写方言。比如徐志摩，就写过以汉字记录的吴语诗。

这种用法，大概就和古埃及人有段时间的行为差不多，都是拿文字当表音符号用，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行。不过这方面的尝试，即使在当时也并不多。尽管得到胡适的大力支持，但在后世也不太出名。

至于胡适自己为什么不去研究这种真正的“地方性书写”，也没有注意到其与白话文的矛盾之处，结果可能很简单——他不会……

而且，“不会”的还不止这一方面。欧洲的地方性口语书写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和政治、和国家构建紧密挂钩。在欧洲各国的叙事里，近代启蒙的过程，就是古典和中世纪帝国纷纷瓦解的过程。随着旧帝国的纷纷崩溃，曾经的通用语也随之死亡。新兴的国家则以本地口语为基础，构建出一套语言文字，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。

而在后世学者看来，胡适就没理解这种口语书写的实际意义。他的理论也很生拉硬套，因为他着眼的，始终是书写，而不是发音方面，这不但不是民族国家模式的一部分，反而正好是他激烈抨击的那种“帝国传统”。

硬类比的话，就是好不容易在欧洲各国废除了拉丁文，结果开始在各国普及法语了。启蒙之前，大家就说通用语；启蒙之后，大家说另一种格式的通用语。闹了一大圈，还是没能建立各地独立的书写体系，那这不白启蒙了么？

这个问题，当时也有人指出过，然而胡适半懂不懂，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措。一直到50年代初，他才反应过来……

同样，胡适等人当时认为，白话文与汉字拼音化是并不矛盾的，有个先后关系，所以二者都得到了他们的鼓吹。但从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