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时代，在朝廷有意的推崇下，孝道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随着这些变化，对经典的注解也发生了改变。在理解春秋这方面，汉儒的“为父绝母”之说也不再是主流，而是采取“母子至亲无绝道”的观点。

西晋大儒杜预注释《左传》时，就反对汉儒的主张，认为子女无论如何不能与母亲断绝关系。杜预认为，母子关系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，所以春秋所说的“绝不为亲”，是指因为齐国人和文姜淫乱，所以鲁庄公应该断绝与齐国的外戚关系；而不是说，要断绝文姜和鲁庄公的母子关系。

当然，这种变化的原因，在希腊学者眼中再明显不过了：这套论述的核心，一是强调孝道地位更高，二是强调以血缘亲疏关系作为最优先的考量。

为什么特别强调孝道？因为当时的政权其他地方合法性太弱，只能抓这个。

为什么强调血缘亲属？因为国家的其他认同，都给折腾的快崩溃了，就剩这个了。

如果有其他的可选，那么人们并不会只纠结于一种关系。可以明显看出，从春秋时代开始，社会推崇的价值就远不止一种，而且很多美德是居于孝顺之上的。

基于血缘的关系和道德，是最基础的一种，但也是最落后的一种——现在的希腊学者，自己都觉得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政治水平不高，但哪怕那个时候的希腊人，也知道要打破城邦内的血缘氏族，建立更有效的组织。所以，这种情况，确实是一种倒退。

汉儒之所以重视父系的家族，是因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性更强。强调父亲，实际上是为了强调国家和组织。这种事情，其实中原人自己应该也是知道的。

魏晋时，有个著名的例子。权臣司马昭和众人一起开会，讨论到当时发生的杀母案件。名士阮籍感慨说，杀父亲还能理解，杀母亲就太过分了。

其他人很是惊讶，司马昭让他解释，阮籍说，禽兽只认母亲不认父亲，所以杀死父亲，是禽兽的行为；杀死母亲，是禽兽不如的行为，因此他认为，杀死母亲更加严重。司马昭等人也觉得有道理。

这件事，可以看做当时人们想法的典型例子。像杜预的注经，也是受这种风潮的影响，进而把它提炼到理论的高度。

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。

按照晋人自己的理解，都能发现其中的问题。他们自己都知道，只认母亲不认父亲，是禽兽的行为；过于抬举母亲的地位，意味着已经开始向禽兽的方向滑落了。

这固然比禽兽不如好一点，但好的也有限。如果是那种原始愚昧的蛮族，倒是好理解。但对于拥有过辉煌成果的塞里斯文明来说，这显然就是一种倒退。

而魏晋之后，这种倒退的影响也没有消失，还进一步地扩大，对成文法律产生了影响。

古代塞里斯的法学家，对于杀母为父报仇的话题，同样持回避的态度。

从汉朝的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，孔季彦虽然做出了系统的解释，但解释的结果却引发了更大争议，还不如不解释。而汉武帝的政治敏感性，就比他高了很多，直接避开了话题中最困难的部分，就事论事，用各方都能满意的手段迅速解决了问题。所以，后世的法典和书籍，普遍把汉武帝的判例当做标准。

但到了南北朝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其他的漏洞，就是举报的问题。

按照当时的法律，父母犯罪，子女也不应该检举。比如父亲杀死母亲，子女检举的话，父亲必死无疑，等于间接杀死了父亲。这就和孝道冲突了，因此需要禁止。如果母亲杀死父亲，也是同理。

这个规定，同样是从头到尾就充满了矛盾。

首先，家族和国家冲突的时候怎么办，听谁的？父母犯罪是否检举，说白了就是这个原因。

如果检举，是对双亲不利，是不孝；但不检举，就是纵容别人破坏法律，而法律背后是朝廷的整体利益，也是皇帝的权威所在。不检举的话，就是不忠、不敬，同样也是个大问题。

其中的原因，当然也并不难理解。

郭康还记得，有次，史惠贞找狄奥多拉抱怨，说为什么家族的长辈有这么大的权力。狄奥多拉认为郭康最了解这些问题，就让她找郭康问。

郭康当时想了想，就告诉她，这是因为，全世界所有国家，包括塞里斯和罗马，都还有浓厚的封建遗存，只能算是“半官僚国家”。

虽然在官府内部，已经基本实现了官僚制，但哪怕最强势有力的政权，也只能把官僚制度延伸到乡里一级。再往下，就超出了朝廷的能力，只能承认当地事实上的分封制度。

所以，虽然叫官僚制帝国，但大家都和汉朝一样，是“郡国并行”的。而且这种情况，未来也很难变化——起码到郭康已知的时代，管理能力最强的国家，最多也就是管到街区和村落。在家族这一级，说得好听点叫自治，难听点就还是承认分封。

而家族中的领袖，其实就是国家中的“封臣”。他的